老杜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说：“这能飞的人确实是重瞳，也确实和正常人有些不同。但他的这种不同并不是先天的，而是鬼子的科学家实验出来的，也就是我要给你们讲到的关东军秘密部队九日研究所的一切。”

    老杜说完这些，转身走到角落里，角落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摆放了一个用白布盖着的巨大的柜子，柜子下有滑轮，老杜没费劲儿就把柜子拖到了大伙面前，然后伸手一扯，把白布扯开。里面是一个玻璃做成的四方形箱子，箱子里，就是之前在图片里看到的那具有翅膀的鬼子的尸体。不同的是，之前看到的图片里的鬼子应该还有一口气，而现在玻璃箱子里的，是一具完全没有生命迹象的干枯的尸体。

    大伙都惊呆了，坐在后面的人站了起来，想要看得仔细点儿。老杜慢慢转动箱子，过程很缓慢，想让大伙从各个角度看清楚躯体标本的细节。只见那对巨大翅膀上明显地有缝合的痕迹，甚至有些部位颜色深浅不同，说明这翅膀所使用的看上去像是人皮，却并不是单从一个人或者一具尸体上取下来的。老杜清了清嗓子，说道：“这翅膀的原料，我们还不能肯定是人皮，但至少也是从某种与人类相近的生物身体上剥下来的。”

    说到这里，老杜把箱子又移动了一下，让大部分人都可以看到躯体标本上翅膀与大腿衔接的部位。老杜用棍子指着尸体大腿外侧：“请大家注意看这里，应该可以看到针眼。没错！这是长毛西医所使用的外科缝合手术，也就是说这翅膀已经通过缝合，和这个鬼子的身体长到了一起。”

    大伙又骚动起来，大发感慨。郑大兵看着听着，觉得脊背上隐隐地有冷汗冒出。有个别人喉咙里还咕咕作响，似乎要呕吐。

    半个月的封闭式会议就此拉开了序幕，郑大兵和剩下的包括他在内的一共三十七个军官与特务，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呼：猎鹰团，意思是希望这三十几个特务人员像猎鹰一般去捕获鬼子这可怕的秘密。也是在那十五天的会议中，郑大兵第一次知道了远山里有一个低调存在的日军基地，在从事着秘密的骇人实验。实验的成果之一，就是老杜展示给大家看的躯体标本——那个有翅膀的日军特工。

    郑大兵从老杜那里得知，所有长有翅膀的日军特工被俘后都没有活过三天。当时这名诡异的俘虏让整个南京政府高层都很恐慌，并下定决心要一查到底，解析出其中的古怪。可奇怪的是，这俘虏似乎并不会说人类的语言，张嘴发出的却是类似老鼠或蝙蝠的吱吱声。三天后，这名俘虏吐着白沫离奇地死去。解剖的结果却并不是死于自己服毒或是医学能够诠释的致命疾病，而是死于普通的肺气肿。一个从德国回来的参加研究的学者是这么总结的：这俘虏是死于某些器官与身体的不匹配。

    于是，国民政府便开始深入调查这异样俘虏的来由，并通过某些渠道了解到远山里有个叫九日研究所的秘密基地。顺带弄回来的情报是：日军从统治下的东三省运送了大量的战俘到远山深处的一个集中营。国民政府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押解进去的战俘，十有八九与日军的秘密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郑大兵与这一批猎鹰团的成员接受到的命令就是，打入远山战俘营，详细了解远山深处的日军秘密机构所从事的勾当。

    任务是接了下来，同时巨大的恐惧也萦绕在大家心头。三十七个猎鹰团成员，在幽园的地下室里，如同生活在噩梦般的现实中。与幽园之外的亲朋突然离别，早就显得无关紧要；而每天接受的诡异情报与大胆到需要用生命去换取进入远山战俘营的入场券，却是让人想着就要发狂的噩梦。

    一个月后，王春贵再次来到了幽园，给猎鹰团的三十七人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动员。口号喊得很响亮，但猎鹰团成员即将奔赴东三省开始的恐怖经历，却不可能像王春贵几句轻松的口号那么简单。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三十七个人通过各种途径被送到东北伪满洲国。然后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被日本人逮捕，所幸在皇协军里，似乎有某位高官是这次计划的参与者。于是，在和郑大兵同一批被送往远山战俘营的一百七十个战俘里，除了郑大兵，还有另外一个猎鹰团成员在里面。两人眼神对视的同时，均为另外三十几人的生死而忧心，这就是猎鹰团计划正在付出的沉重代价。

    让郑大兵略感欣慰的是：进入远山战俘营后，在一次全体战俘被押到一起接受鬼子训话时，郑大兵还看到了四五个熟悉的身影。彼此闪烁的目光，饱含的又岂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感情？

    说到这里，郑大兵停顿了很久。我和小五的心也跟着他沙哑的嗓音沉到底。在那个时候，我甚至有种极度内疚的思想，相比起郑大兵所经历的事情和所肩负的使命，我邵德作为一个为小日本而扛枪的伪军军官，显得多么卑微可耻。或者说，我文易雷作为一个不过是为了民族喊了几句口号扣动了几下扳机的普通士兵，又是多么地渺小与肤浅。

    郑大兵沉默了很久，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1936年郑大兵进入远山战俘营，当时那里一共关着五六百名战俘，成功打入战俘营的只有七八个猎鹰团成员。也就是说，当时在幽园里三十七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落到日军手里被活着送到远山战俘营的也就这七八个人，更多成员在被俘后就直接丢了性命。而在远山战俘营里，冥冥中似乎还有一些人在关照着这七八个人，每次换监房时，总是有机会让猎鹰团的两三个成员换到同一个监房。每当有战俘被鬼子用卡车带走时，又总能巧妙地让猎鹰团成员避开。

    但这暗地里主宰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到1939年秋，只剩下三个猎鹰团成员留在远山战俘营。当然，郑大兵私底下也想过：也有可能就是战俘被带走时，那几个不见了的猎鹰团成员是被暗地里主宰的力量故意安排送走的，可能是尝试着让猎鹰团成员打入被带走的战俘中，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事实证明，被带走的成员应该没有带回任何消息。同一年，郑大兵最后一次换监房时，发现自己和战俘营里留下的另外两个猎鹰团成员居然又关到了一起。某天午饭时间，郑大兵从馒头里嚼出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个字：越狱。

    所以郑大兵很清楚，那个雨夜被派出去维修围栏的任务，肯定也是背后那些人的杰作。果然，郑大兵和另外两个猎鹰团成员——钢牙和大刀刘，带领其他五个战俘，成功地冲进了远山深处的大雨中。而在那几个并不知情的战俘里，就有曹正。

    那晚的雨下得很大很吓人，本来就黑压压的天，再加上瓢泼大雨，让郑大兵和其他七个人压根儿看不清一米以外的情况。

    大伙只能埋头跟着前面的人大踏步地走，具体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终点，完全没有头绪。

    正说到这儿，前面不远处的四哥、海波和杨建已经停下步子转过头在等我们了。周围尽管有点儿黑，但也还能分辨出已经到了死老头他们失踪的山洞洞口。郑大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晚点儿再找机会跟你们说，先找到死老头和振振吧。”

    我和小五点点头，随即朝四哥他们走了过去。走了几步，我压低声音问郑大兵：“兵哥，那四哥也是你们猎鹰团的人吗？”

    郑大兵没有看我，也同样压低声音说道：“是的，不过他是第二批的成员，他们都是归戴老板管了。”说完郑大兵指着小五说道：“而你的这个小五兄弟，就已经是猎鹰团第三批成员，归谁管你要问他自己了，弄不好他是归延安管的地下党也不一定。”

    小五扭过头来，撇撇嘴，笑道：“你们就当我是个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啊！总之全面抗战，我们要对付的都是日本人。”

    第二章 曹正：汉奸的顾忌

    我叫曹正，是一个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汉奸。

    河南郑州乡下的曹家村出了两个让整个家族觉得有头有面的人。一个是我远房堂兄曹孔。他很多年前就走出曹家村，参加了北伐军，据说还进过黄埔，回曹家村是骑着高头大马佩着驳壳枪的；第二个就是我，父亲把我送去德国留学，要我学机械，希望我能带着学到的西洋兵器制造知识，回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贡献。然而，到了德国后，我学的却是物理学。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爱因斯坦先生还没有离开柏林，他的一堂关于量子力学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是从那堂课开始，我成为了虔诚的相对论拥护者。而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物理系的一个女人，一个叫阮美云的女人。

    认识美云时我才二十一岁，当时是1933年。美云大我一岁，我是在一干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她的。当时，美云正站在大伙前方的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些民族如果要强盛，国家就需要民主的大道理。她演讲时很激动，听她演讲的很多留学生也频频点头，甚至有个别人还偷偷抹眼泪。毕竟由于我们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中国留学生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始终受到歧视。

    美云那晚具体说了些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晚的她留着短发，头发上别着一个金色发卡，穿着一套灰色长袍，这让她和身边一干完全西化打扮的中国女学生明显地不一样。我穿着一套刚刚量身定做好的西装，系着一条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好看的领带站在台下。我参加这个聚会的初衷其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新西装，并不是为了聚会宣传的民主救国的纲领。

    于是，我莫名其妙地爱上了阮美云。几天后，我找到了她所选修的所有科目，傻傻地出现在所有能和她接触的场合里。

    但比较起阮美云每天所关心和思考的一切来，我又总是显得那么地卑微和可耻。美云在耐心地做着笔记，我傻傻地看着她粉嫩脖子上那块心形的黑痣发呆；美云在图书馆里静静地看书，我在书架旁等着她身边座位上的学生早点儿离开；而美云在课余时间参加各个社团活动，在为民族的崛起发表演讲时，我却满脑子想着要如何开口约她出去喝杯咖啡。

    然后美云恋爱了，男人是中华救国会的会长，也是我的河南老乡，叫黄碧辉。黄碧辉戴着个大大的黑边眼镜，和人交往时显得有些拘谨木讷，但上了讲台喊口号时，却有着异常的澎湃豪情。奇怪的是，我对黄碧辉没有一丝嫉妒和仇视，相反，我觉得他才值得美云去爱，才是能和美云相匹配的男人。而我在他们面前总有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是个猥琐的小人。

    慢慢地，我变成了一个会经常出现在黄碧辉和美云身旁的沉默寡言的男人。我戴上了和黄碧辉一样的黑边眼镜，西装也一直压在箱底，长年穿着出国时的那套灰色长袍。我总觉得这个模样才能和美云他们走到一起。我也跃跃欲试地想要像黄碧辉那样能够在讲台上激昂地喊口号，可每每站到台上却又脸红结巴，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尽管台下黄碧辉和美云都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

    在德国的四年里，尽管我始终得不到我心爱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那四年却又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最起码，那四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和美云见面。而我现在的生活呢？不过是一个良心时刻受着谴责躲在远山丛林里的可悲的人。

    1937年年初，日军不断挑衅，试图踏入中原。大家在德国看到报纸登载的新闻后都很愤怒，其实也可以说是美云和黄碧辉他们愤怒，我压根儿就不关心这些，我只是因为美云愤怒，才咬牙切齿地咒骂。当时中华救国会的很多人都哭了，包括刚到德国的那两三个新生。黄碧辉拿出了一封从南京寄过来的信，是他一个从军的亲戚写来的。信上要求黄碧辉回国从军。黄碧辉激动地给大伙读了这封信，信的最后几句我还记得：黄兄！此等国家存亡之际，吾辈尚不挺身而出，更待何时？

    黄碧辉当时就表态，要应这个亲戚之邀，回国从军。现场很多留学生都很激动，对黄碧辉说道：“算上我一个！”

    黄碧辉拿出了纸笔，现场统计了想要入伍的人数，一共有三十二人。名单里自然有我，原因是那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阮美云。

    我们抵达广州的时候，当时国民政府派了几名军官前来接待，安排食宿。来接待的官员说：“你们这群留学生的归国，让包括委员长在内的高层们感到欣慰。有尔等知识分子加入我们中华铁军，相信小鬼子被赶回日本指日可待。”

    虽然我们这群留学生归国受到了委员长的褒奖，但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重视。很快，我们就被分到了部队。我和黄碧辉以及美云到了当时驻守北平南苑的二十九军，美云在师部做文职，我和黄碧辉被分到了北平城外一个普通的连队。也是到了连队后，我才改口不叫他会长，和大家一样叫上了他的大名黄碧辉。

    二十九军武器并不多，大刀倒是很充足。二十九军所引以为豪的，也是这一把把大刀。我和黄碧辉都领了一把非常沉重的刀，我们模仿老兵用红色绸子包在刀把上，并将留出的一截打个结，显得威风凛凛。然后老兵们每天早上教我们这些新兵蛋子耍大刀。我记得当时北平城里的老百姓经常会来营房外看我们练刀，面带笑容地竖着大拇指。当时北方战事将至，北平城里的百姓所骄傲的是：“只要有二十九军在，北平城就固若金汤。”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震惊中外，美云所在的师部也迁到了南苑，战事一触即发。七月中旬，日军到了北平城外，我们的部队严阵以待。七月二十七日半夜，美云偷偷地来到了我们阵地，和黄碧辉两人一起出去了，一宿没回。二十八日清晨，日军便对我们南苑部队开始了总攻。

    我记得当时阵地上尸体横七竖八地摆着，我们所引以为豪的大刀，压根儿没有机会用上。我和被分到北平的学生兵一起蜷缩在战壕里，手心全是汗，互相鼓励着对方，同时又互相吓唬着彼此。至于枪炮声是如何来到我们阵地的，我没太多印象了，我只记得轰隆一声炮响，身边很多的学生兵就被炸得血肉模糊，而我则被大炮给震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得像粽子一样，身边还有数十个和我一样被绑得结实的战友。身旁的鬼子表情很严肃，不远处还有几个鬼子正用铁铲在地上挖坑。

    我双腿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身边一个战友低声说道：“这些鬼子兵挖坑是想要干吗啊？”

    没有人回答他，我们都不敢把即将面对的结局用言语表达出来。

    坑挖好了，鬼子用枪逼着我们往坑里跳。当时很多人都在破口大骂，但身上的绳子却让我们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我摔到坑里时，已经恐惧到了极点，当时想着自己就要这样完结生命了，可是我生命中最为关心的女人却完全不知道我对她的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地窝囊，相识四年居然不敢向她表白。此刻，我即将失去生命，只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向美云表明心迹了。爱情，命运，一切都让我感到无能为力。

    很可悲，我双腿间湿了。

    就在上面的鬼子挥舞铁铲的时候，一阵汽车的轰隆声传了过来。我们头上撒落的泥土停下了，然后是鬼子们的交谈声。最后一个鬼子在上面用生硬的汉语喊道：“曹正的干活？有没有？”